来源: 科技日报 作者: 赵序茅 颉满斌

　　赵序茅 科技日报记者 颉满斌

　　世界野生动基金会的报告指出，从1970年~2016年仅这不到50年的时间，全球野生动物数量平均减少了68%，许多较贫困的热带地区动物数量甚至下降了94%之多。非人灵长类动物是热带和温带群落生物多样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诸如种子传播、授粉等生态系统服务、许多民族和文化的生计和宗教以及研究人类进化、生物学、行为和新发疾病的威胁提供关键模型方面十分关键。

　　中国是亚洲灵长类动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是29种灵长类物种的家园，但80%的灵长类物种已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目前中国灵长类动物分布的47.2-73.2%发生在人口贫困地区，尤其是我国作为灵长类生物多样性重要热点但境内居民普遍贫困的西南地区。那么，诸如生态恢复等一系列政策是如何对非人灵长类动物种群产生影响，未来又该如何更好的实施这些政策达到保护非人灵长类动物的目的尚未有明确的定论。

　　近日，由兰州大学生态学创新研究院青年研究员赵序茅和中科院动物所李明研究员联合发表的题为《中国的扶贫政策是促进野生动物保护的成功案例》发表在Conservation Science and Practice《保护科学与实践》上，文章讨论了中国政府启动的一套旨在减轻贫困和可持续保护环境的国家政策包括：生态移民、生境恢复和生态旅游为重点的政策对缓解贫困、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灵长类动物种群的积极与负面影响，并建议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境恢复这个当前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成功模式作为中国目前扶贫经济政策前提优先执行。

　　生态移民政策对灵长类动物生存的影响

　　由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设计的生态移民政策(到2050年计划从生态脆弱和生物多样性地区迁移超过1000万人口)，该政策通过显著减少和限制野生灵长类动物的狩猎和捕获，对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保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尽管生态移民政策最初是想要达到人与野生动物需求平衡之态，在实施过程中却也由于诸多原因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移民被迫离开自己的文化，进入不同的环境，这对文化适应性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文章指出在实施生态迁移政策之前，需要对当地环境的承载能力和野生动物对栖息地改变的响应的物种特异性差异进行详细研究。

　　生态恢复与保护：灵长类动物种群增加的驱动因素

　　多年来中国政府耗费大量的资金、物力与人力致力于改善中国长期以来的农业发展导致的严重和广泛的生态退化，包括三北防护林计划、天然林保护计划、退耕还林等植树造林与生境恢复等项目。生态恢复是一项长期的承诺，将受影响的环境恢复为自然生态系统，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对包括灵长类在内的本土野生动物来说，恢复是最优的。重新造林对灵长类动物保护虽有一些好处，但这些好处是有限的，造林和再造林导致的虫害控制或非本地物种或单一栽培的大型林分的病媒潜力，以及持续有效的栽植后管理任重道远，更重要的是。

　　生态旅游推动灵长类动物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指出，生态旅游可以缓和野生动物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贫困地区。而野生灵长类动物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经济发展和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旅游有多种形式，就我国来看，中国的生态旅游推动了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建立，作为保护自然区域和促进经济发展之间的缓冲区。但是，只有生态旅游坚持环境保护第一的原则，它才能在野生动物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李涌